2024年9月1日,武汉市一名语文老师在私立高中遭到学生当堂殴打 。此后的一周里 ,家属、领导 、警方轮流介入,情理、法理与职业准则交织调和,但最终 ,和解仅达成赔偿上的共识——转班、记大过 、留校察看(1年)的惩戒无法让老师感到满意。师与生事发后未曾见面,老师没有原谅的意愿,学生也没有表达歉意的行动,教育尚未结束。
冲突的起因在时空上很好叙述:为了让学生背下来课文 ,教师令其罚抄十余遍,学生不愿 。在连续两周的催促中,学生抄完了课文 ,却仍未背下来。在听到继续罚抄的回复后,学生选择挥起拳头。
事实上,不少教师都曾遭到来自学生的暴力攻击 ,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,一名15岁的高中生尾随并殴打老师致轻微伤。阜南县公安局最终给予其行政拘留9日并处罚金四百元的决定,但因当事人未满16周岁 ,无犯罪前科,法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。教师的权利难以在法理与情理中得到维护,受到惩戒的学生如何继续教育也多无后文。
从去年10月起 ,历时五个月时间,深度训练营陆续对话武汉私立高中的当事老师与学生、两名同班学生、两位同事及处理此事的校领导以还原事情经过。此前,教育部推行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规则》),规定教师与学校可以实施何种惩戒 ,不可以做出哪些行为,以及师生双方各自享有的权利 。这对以“严师出高徒”为传统的中国教育环境而言,有着划时代的意义——教育惩戒被纳入到法治轨道当中。
更深层次的命题是 ,教育惩戒这个横亘中西千年教育史的“工具 ”,如何在教师手中真正发挥促人内省,继而形成规则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功能?师道尊严如何在法治轨道上得以保障?职业准则于年轻教师而言又是否是一种过重的“道德负担”?深度训练营与资深教育律师、心理咨询师及教育学教授展开对话 ,呈现现实教育的多面复杂之处。
一 、一个突然失控的孩子
9月1日是个周天,武汉崇文外国语学校(以下简称崇文)没有上课铃声 。
范馨的课在上午第二节,办公室来了一位新教师 ,大家在课间闲聊了几句。办公室不再有学生进出,范馨意识到上课了。她拿起语文课本走向2班,教室和办公室紧挨着 。
教室里一团糟 ,几个学生没有回到座位——武汉的夏天很热,空调制冷效果不好,他们习惯待在教室后面的空调旁边聊天、吃东西。见老师进入教室,他们才“慢慢悠悠”地往回走。
范馨有些生气 ,责备班长为什么不去叫她 。一个朝座位走的男生也被她批评,高二了还不认真学习。
期间她注意到郑宇轩在笑。这让她想起暑假补课时给郑宇轩布置的罚抄作业——15遍《劝学》,提出检查。郑宇轩走到讲台前 ,把本子递给她,的确写完了 。
范馨问会背了吗,学生表示不会。“那你再抄20遍吧。 ”说完之后 ,她转过身打开幻灯片,准备讲李白的《将进酒》 。
“其实我想说,他可以选择背书或者再抄20遍 ,但还没有等到我说,他就开始推我了。”范馨事后回忆。
转身这个动作像是触发了某种开关拨片,激怒了郑宇轩 。后来 ,他告诉同学,看见范老师转身,“怒气值就翻倍了”。
范馨忽然感觉背后袭来一股大力,来不及反应便向前倒去。她回头看到 ,郑宇轩脸上挂着“想大干一场的表情” 。
从这天的第一节下课开始,李睿就一直在低头背书,她猜“老师今天绝对会抽我背课文。 ”突然一记清脆的巴掌声从讲台上传来 ,她抬起头,那个“白白胖胖”“不像会和其他人发生矛盾”的男孩,正掐着老师的脖子往墙上推。
老师被推下讲台 ,撞上门框 。随后,郑宇轩抓起讲桌上的罚抄本,砸向范馨 ,而后,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,一切似乎未曾发生。
班级瞬间安静下来 ,学生们被吓住了。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分多钟,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,有女生发出气声,有男生喊:“郑宇轩 ,你要干什么! ”但没人上前制止。
所有人目光聚集在范馨身上 。回到讲台,老师不断喘着粗气。她喊:“郑宇轩你给我滚出去!以后我的语文课你不用再上了,看来给你上课还是一种高危职业 ,真是好笑”。对方笑着回应:“好笑吧,我也觉得好笑 。”李睿告诉深度训练营。
范馨第一反应是反馈给上级。她让学生自习,从讲台上拿起手机 ,走出教室,打电话给2班主任梁志学——也是年级主任,没有打通 。
范馨回到办公室时 ,石舒岚正在备课。石老师是范老师的好朋友,两人有着“革命般的友谊 ”。办公室的同事离职后,石舒岚把工位搬到范馨旁边 。
听到范馨的遭遇 ,石老师上前安慰,并拍下了范馨被打后的身体状态:左耳红肿,面颊上依稀可以看见掌印。“怎么如此大逆不道,太过分了。”她不忿 。
黄慧云是其他班的班主任。看到这一幕 ,她冲进2班问学生,范老师被打时,为什么没有学生上去拉郑宇轩。得到“来不及反应”的回应后 ,黄慧云将郑宇轩叫出教室骂了一顿,带他去梁主任办公室。
开始是懵的,缓过神后 ,范馨坐在座位上哭了,她觉得“特别愤怒,特别委屈 ” 。最难受的时候 ,她跑到梁主任办公室,当着郑宇轩的面说,这件事必须有个结果 ,否则不会再带2班。与此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范馨接着表示自己头晕、耳朵疼 、身体不舒服,要去医院 。
梁主任给郑宇轩爸爸打电话,让范馨等郑宇轩爸爸过来和她一起去医院。郑宇轩插了一句:“你把我妈也喊来吧”。
回到办公室,范馨的爱人想要报警 。但同事提醒她 ,“不要把事情闹大了,闹大了学校不会帮你”。范馨也有些怕,打算先看梁主任怎么处理。
课后 ,李睿和其他同学去安慰范老师 。她们希望老师不要难过,带了糖和小蛋糕,老师告诉她们“不用了 ” ,只是哭,一些女孩也跟着哭了。
看着老师流泪,雨薇很难过 ,这个女孩和李睿一样,都很喜欢邹老师的课。一切发生得太快,来不及制止 ,而且“郑宇轩太激进了些” 。难过之余,她还觉得愧疚。班上和郑宇轩玩得好的同学很多,范馨去年当过几个月班主任,部分同学对范老师有意见 ,她害怕上去制止被当成“显眼包”。
“我原本可以上去的”,雨薇有点后悔。
二、年轻的班主任
范馨原来是2班的班主任 。
在2班,班规包括:早晚准时进班、不许迟到旷课 ,以及手机禁止入校。校园里有一块红幕,写着“禁止学生使用手机,手机带不来好成绩 ”。旁边印着“崇文八荣八耻” ,其中一条是“以考入名校为荣,以沉迷手机为耻”,荣与耻被饱和的红蓝色在这所学校鲜明分割 。
崇文校景
郑宇轩是那个经常挑战规矩的孩子。“迟到 、一节课找不到人、不交作业 ,课堂上总在睡觉。 ”范馨说 。郑宇轩带手机入校,回到寝室之后,他常与好朋友田致远一起玩游戏 ,两人都喜欢《火影忍者》。田致远并不住在郑宇轩宿舍,最晚的时候两人玩到一点——回寝需要舍友开门。
最开始,范馨试图用网上学到的技巧来惩戒学生,比如跳舞、讲一个小段子 ,但效果不大,郑宇轩没有太多改变 。
范馨曾经专门向黄慧云讨教惩戒手段。老师们都觉得黄老师班上的调皮学生变化很大。学生告诉黄老师,一看就知道她不好惹 ,会用棍子打他们屁股 。“和小朋友讲道理,有时候是讲不通的。”她解释。
无可奈何,范馨最终选择使用戒尺 ,没有动棍子——相同的是都违反了《规则》,体罚不再被允许。正式使用前,她拿自己做实验 ,用戒尺打手心,很疼 。
班主任的工作让范馨筋疲力尽。惩戒过后,郑宇轩还是不愿遵守班规 ,她束手无策。甚至在班会课上,她选定一名女生担任纪律委员,学生集体反对 。这种状态也再次让她意识到,“自己仍是初次当班主任 ,还不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交流”。
寒假前,范馨频繁感冒,三番五次发烧。她找到梁主任 ,表示自己当不了班主任,对方同意并接任了班主任 。
实际上,范馨不想当班主任的另一个原因是 ,成为班主任意味着教育学生不再是主要工作。在崇文,班主任需要给家长打电话预收学费。预交两年或三年的学费可以减免几千元 。校领导告诉老师们,学校很困难 ,如果不预收学费,他们的工资很难得到保障。
“崇文外国语学校 ”公众号高中部招生简章(2022年版,之后版本未出现收费标准)显示:名高班 、弘毅班 ,实验班每学年学费54000元,国际班每学年90000元。
那段时间,领导天天开会动员,范馨没有时间 ,也“没有心情”备课 。会上,校领导评选出收费最多的班级,也会点出最少的班以及班主任。有时 ,校长会闯进办公室,催促班主任“快给家长打电话”,一轮没交就两轮 ,两轮不行就三轮。
面对预收学费的任务,范馨感到十分为难,只好“象征性 ”地给家长打电话。一次性拿十几万不是易事 ,家长们通常会委婉地表示需要和家里再沟通一下,之后便没了下文 。范馨没有继续跟进,仅打了一轮电话 ,就让她内心感到非常不安。
然而预交学费并不意味着工资可以按时发放。除了拖欠工资外,老师们的社保也长期未缴 。申报退税时,范馨发现账户处于欠税状态。
社会保险费应缴认定单
三、“我要保护自己”
当天上午十一点,郑宇轩爸爸赶到学校。
和梁主任沟通之后 ,郑宇轩爸爸和范馨去医院 。在医院,对方不断向范馨道歉,主动帮忙挂号、就诊 ,并支付了检查费用。
郑宇轩爸爸告诉范馨,孩子受环境影响太多。初三那年,他和妻子为了孩子中考 ,把郑宇轩送到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 。后来他们才知道里面很乱,抽烟 、打架,偷东西等行为十分寻常。
都是“借口”。范馨不认可对方的说法 ,自己是女老师,面对郑宇轩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,还是从背后袭击——这个男孩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知 。
郑宇轩妈妈没有来学校。她给范馨发微信 ,表达震惊和歉意,“我和他爸爸的教育太失败了,我不能接受他今天的行为 ”,态度诚恳。
检测结果显示 ,范馨的骨头和耳朵没有大碍,但左半边脸下颌紊乱,肌肉损伤。医生建议她回家热敷 ,有问题再检查 。范馨的实际感受更为严重,她的面颊疼痛难忍,嘴巴难以张开 ,连吃东西都变得十分困难。
回到家,范馨通过微信向梁主任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,并提出第二天需要请假。梁主任同意了 ,“后天我安慰一下你” 。
殴打也伴随着精神伤害,那天她睡得很晚。在梦里,压力与焦虑袭来 ,范馨喘不上气。
第二天,范馨向梁主任询问学校的处理结果 。得知主任没有上报,范馨质疑:“为什么不上报?我没办法做到与这件事和解”。
“看他父母什么说法,如果你觉得不合理 ,我们再上报处理。”主任劝说范馨,“学校的处理可能就是让学生转班,那样是不痛不痒的 ,我还得把背后怂恿他的学生揪出来教育 。 ”
范馨认为学校应该处理郑宇轩,和其他同学无关。她和家长约定好晚上六点半去学校协商,但因梁主任有事未能成行。
后来 ,梁志学劝范馨不要报警,他暗示郑宇轩的父亲“很有能力”,可能会影响派出所的处理 。范馨不接受梁主任的处理方式 ,还是选择报警。“他越这样说,我越觉得要报警。”
在警局,警察询问了郑宇轩年龄 ,得知其仅16岁后,告诉范馨不会采取拘留措施,因为拘留只对18岁以上有效。
2018年,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 ,一名15岁的高中生尾随并殴打老师致轻微伤 。阜南县公安局最终给予其行政拘留9日并处罚金四百元的决定。因当事人未满16周岁,无犯罪前科,法定不执行行政拘留。
警察告诉她先去学校协调 ,协调不了再来警局 。
在协调过程中,《规则》被不断打破。
三号返校后,和范馨协商的人是校长。在校长办公室 ,对方承认她“受委屈了 ”,但家长也道歉了 。最终给予郑宇轩记大过的惩戒。“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,搞一个留校察看。”察看期限一年 ,同时将郑宇轩转出2班 。
范馨要求开除的诉求遭到拒绝,理由是“现在学校没有开除学生的资格”,目的是“挽救这些青少年 ”。
事实上 ,一年以来,梁主任已经开除了三名同年级的学生。面对为什么开除的问题时,梁主任没有告诉深度训练营具体事由,只说学生“已经社会化了 ,没有理由待在学校” 。
“没有开除是吧?那好,那您开除我吧,总可以开除老师吧?”范馨情绪崩溃 ,坐在椅子上止不住地颤抖,她努力平静下来,但组织好的话到嘴边又变得支离破碎。
见范馨情绪崩溃 ,校长追加处罚,“(回家反省)增加到两个星期,这也是极限。 ”
实际上 ,《规则》中并没有“转班”的惩戒,范馨不了解这一点。回家反省的时间也不得超过一周,为了安抚范馨 ,校长同样越过规则边界 。
矛盾的绳结越来越紧。
被打的那天晚上,范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记录这件事的过程。她不知道该不该报警,想听听网友的建议 。一些网友回复称报警是毁了孩子。范馨不这么认为,“他的人生不至于我一个人就能毁掉 ,只有他自己能毁掉。”
作为老师,是否有责任和义务原谅做错事的孩子?
那一瞬间,范馨不在乎师生关系 。她告诉深度训练营 ,“错事分很多种,如果上升到对我人格和生命构成威胁,那么他对我而言 ,就是危险,我要保护自己 ”。
范馨所发帖子下网友留言
四、教育惩戒的边界
范馨在崇文工作两年了。
毕业那年,朋友向她推荐了一家辅导机构 ,带高考复读生 。后来她才知道,这个复读班与崇文关系密切。
面试很顺利。在崇文,面试不需要进班试讲 。考核方式是先做一套试卷 ,再从中挑一道题讲给底下的老师们。令她感到奇怪的是,坐在底下听课的并非语文老师,而是其他科目的老师,还有领导。
范馨挑了一道文言文题目。讲完之后 ,领导夸她上课“很有灵性” 。但她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最好状态——一种让人“如沐春风”的感觉。
她在初中语文老师的课堂上感受过“春风”。那个老师讲课“既不生硬,也不死板 ”,范馨经常能在语文课上进入心流 。有一天 ,语文老师突然告诉她:“你很适合当老师”。范馨很惊讶,她的性格并不外向,即使作为课代表 ,也很少与老师互动。“感觉得到了认可”,她被看见了 。
带完复读班之后,范馨于2023年7月正式加入崇文本校 ,接手新高一。
接手后,范馨尝试让课堂变得有趣。她安排课堂活动,其中穿插语文知识点 ,奏效了——有人愿意跟着她学,尽管大部分同学不会参与进来,上课“昏昏欲睡 ” 。
她相信背书是学习语文的有效方法。“只要书背下来了,再怎么样 ,语文都不会特别差。”
一开始,范馨会规定截止日期,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找她背古诗文 ,逾期未背就要罚抄 。罚抄五遍起步,除此之外,未背过的同学第二天课上会被点名背诵。
截止日期依教学进度而定。新的课文给两周时间 ,一周后需背会一两段,两周后要求背诵全文。如果是“很早之前学过的课文,这个时间会短一些” ,李睿说 。
为了鼓励学生背书,范馨同样采取了一些激励手段——表扬、抽奖、赠送小礼物。运动会时,范老师因病离校 ,但也买了两大袋零食送给学生,李睿记得很清楚。
后来,考试的名篇名句默写题也成了检测形式之一 。答错的学生需根据答对人数抄写相应遍数,但可根据熟练程度减免。“我听他背 ,自然知道掌握多少,如果觉得可以,我就说不用抄了 ” ,范馨解释。李睿曾经没背过《子路 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被罚抄 。课后她找到老师现场默写,免除了罚抄。
范馨同样困惑。“我也在不停探索,但不知道最好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 ,既能够减轻惩罚,又具有威慑力,让学生把课文背下来 。”
8月15日 ,学校暑假补课。
范馨上课时提出要检查高一学过的课文——《劝学》的记忆情况,期限一周。截止日期到时,包括郑宇轩在内的几位同学没有背下来 ,范馨要求他们抄10遍后再背 。
郑宇轩一直没有交罚抄。三四天过去了,范馨把郑宇轩叫到办公室,将罚抄追加到20遍。孩子“看不出来愿不愿意”,只说抄 ,但能不能少一点。后来这个数字被协商至15遍 。
之后几天,郑宇轩还是没有交过来。有时上课迟到,范馨让他站到后面听课 ,并催促罚抄进度。
李睿也没有背过,当天就完成了10遍罚抄 。“我高一确实没好好背 ”,李睿心甘情愿。
事实上 ,很多学生对罚抄有意见。“量数确实有点多,如果单纯要背也无所谓 。”雨薇说,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郑宇轩 ,她“只知道(那段时间)郑宇轩一直在抄,抄了好久”。
补课期间,郑宇轩有一次课文背得不错 ,老师鼓励他“学习状态很好,背书很积极 ”。范馨解释:“我看到他好也会直接说,而不是排斥他 、针对他、贬低他” 。
“郑宇轩脑子是很好使的,他背东西很快 ,但就是不愿意背”,李睿说。
矛盾慢慢累积。那段时间里,每一次被要求背书后 ,郑宇轩会和同学讲:“如果范馨再让我背书,我就要爆了” 。
有同学附和:“他*的,那个傻*范馨一天到晚针对你 ,有一天肯定要打她一顿。 ”
郑宇轩向深度训练营否定了这一点,“她针不针对我跟我动手没有什么关系”,之后没有再回复。
也有同学反对:“不要有这种想法 ,如果实在不想抄,可以下课之后去跟老师谈。”他也是郑宇轩的好朋友 。
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金木认为,抄写并不是巩固学习的方式 ,而是惩罚,惩罚的强化会让学生绝望。“罚学生把办公室扫完,他能扫;把这栋楼扫完,他凑合凑合也扫了;让他把整个学校扫完 ,不扫完就扫更大的场地,会怎么样? ”他举例道。
据《规则》第十二条,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中 ,不得布置超过正常限度的反复抄写任务——一种变相体罚 。
关于15遍罚抄是否“超过正常限度”,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教育法律服务团队首席律师、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法学副教授伍贤华在其《教育惩戒的理解与适用》一书中提出:“笔者个人认为,抄写诗歌 、课文五遍以上 ,就基本上可认定为超过正常限度的反复抄写”。
郑宇轩曾经积极过。1月2日,郑宇轩妈妈告诉范馨,孩子回家以后跟她说 ,这次期末考试给班里语文成绩拖了后腿,很不好意思,想跟老师讲句抱歉 。返校后 ,郑宇轩主动向范馨提出要坐第一排。
“宇轩积极性高了很多,相信按照这样的态度努力,成绩一定会有进步的。 ”范馨回复 。
六个月过去,春季期末考试结束 ,郑宇轩语文排名靠后,答题卡大片空白。郑宇轩妈妈再次发微信“麻烦范老师多鼓励他,谢谢了。”并附上双手合十表情 。
范馨将答题卡拍给对方 ,分析了孩子的失分点,回复“好的”。
这是师生矛盾爆发前的最后一次交流。
五、道德绑架下的“和解 ”
在和校长沟通之后,范馨决定辞职。
不舒服的感觉挥之不去 ,此前学校已经让她感到不满,“拖欠薪资和社保,本身就有离职的想法” ,她说,“这届学生是我正式从高一开始带的,出于责任感 ,想先带完他们,但这件事发生以后觉得没必要留了 。”
更重要的是,她认为梁主任和同事在道德绑架。“我明确表示了要辞职,他没有正常处理这件事的态度 ,还想方设法阻止我离职 ”,范馨说。
四号上午,梁志学叫三个男生给范老师打电话 ,请求去家里看她 。范馨以家里有事为由拒绝,并未透露住址。她觉得很恐怖:“让学生自己打车来我家里,如果发生意外 ,这个责任谁来负责”。
她不在学校的时间里,办公桌上摞了一沓学生的挽留信 。有一封信是2班男生联名写的,郑宇轩的名字不在其中——他一号下午就回家了。
伍贤华律师认为 ,校内问题诉诸法律很难得到解决。“教育生态里的问题,警方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。”他说。
但范馨坚持报警,最终有了“变化”。四号晚上 ,警察录了笔录 。结束时,警察告诉她,明天会有专人去学校调查。笔录室之外,范馨的爱人也在和警官协调。
当晚 ,梁志学给范馨发了一大段话,希望她再从教育者的身份考虑一下,不要报警。
又是道德绑架 ,范馨想 。
梁主任劝解范馨
五号上午,没有任何人来学校调查。中午范馨到警局询问,警方告诉她等待学校处理结果。她的爱人询问并记录下警官的姓氏与警号 ,提出投诉 。回执电话很快打了过来,范馨被告知负责此事的警官不能换——他是崇文外国语学校的法治副校长。
法治副校长是由公检法机关推荐的,在中小学兼任副校长的公职人员 ,负责开展法治教育,处理德育矛盾。在武汉,每一所中小学校门口都公示有法治副校长的信息 。
《惩戒》第十条第二款显示 ,小学高年级、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,可以由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。
回学校的路上,警官电话联系了范馨,询问她是否坚持按标准流程处理 ,范馨态度坚决。最终约定下午在学校调解,学校 、老师、家长三方第一次有了会面的可能 。
调解由爱人代为参与。学校和家长不愿与她沟通,觉得她是“没办法商量 ”的人。“他们只要一问我 ,我就会说‘开除’”,范馨在办公室等待 。
四川大学博士、《今天,我们怎样做父母》的作者彭小华认为 ,范馨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,选择报警也完全没有问题。“我们的同情心在哪里?如果学校对老师有倾听,孩子对老师有道歉 ,她的善意才能回来。”彭小华告诉我,“这么受伤的情况下,你让她去考虑别人的利益 ,她做不到的。 ”
调解结束后,范馨被告知结果:郑宇轩向老师道歉 、回家反省两周、转出2班并留校察看一年,家长向她赔偿一万两千元 。
实际上,转班并未执行。两周后 ,石舒岚在学校上课时碰到郑宇轩,从学生那里得知,他没有转出2班。“问题处理不是单方面的 ,既然人家已经承认错误,并按范老师的要求处理了,干嘛把学生往死了逼” ,梁志学告诉深度训练营 。
郑宇轩也并未道歉。有同学抱怨新来的语文老师没有范老师讲得好,郑宇轩不好意思:“这还得怪我,如果我没打范老师 ,就不会这样了。但我想道歉时老师已经走了 。”
“学生既然有意愿,老师为什么不先走一步呢? ”胡金木教授说,“即使学生在全班面前道歉 ,老师的面子也不会回来。”胡金木认为,老师应该主动,而不是学生主动,范老师可以告诉学生:“你打我 ,我原谅你,因为我是老师,应该原谅你。但作为社会人 ,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。”
在胡金木看来,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一方总是需要付出更多,与警民矛盾相仿。老师不单纯是社会人 ,教师身份赋予了他们更多的义务,“不仅要原谅,还要更积极地去教育学生。 ”他说 。
被打之后 ,主任让石舒岚将学生的挽留信拍摄并发送给范馨,劝她挽留好友。主任分析了离职的弊端——对家庭、个人都不好。讲得很有道理,石舒岚几乎被说服了。但作为好朋友 ,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。回家后,她将这件事告诉丈夫,对方说:“老师是老师,但首先是个人。”
在年轻教师眼中 ,教师职责是一份要求过高的道德包袱。
对于这个问题,胡金木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这是老师的命” 。
2班男生挽留信
六、寻找师生关系的新支点
范馨梦到自己在上课。底下都是学生 ,看不到脸,也看不到眼睛。画面不断闪回,隐隐的压力变成焦虑 。
梦醒了 ,今天在新学校有两节课。在课上,范馨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当堂任务。站在讲台上看这些学生,一个想法飘进她的脑海 ,“好像都一样 ”——这些公立学校的孩子和崇文的学生很像,学习习惯并没有好太多 。
不同的是,这里的学生反馈意见的方式相对克制。“学生不会随意骂老师难听的话 ,不满意会直接向学校反馈,要求换老师”。范馨说 。
以前,范馨总想追求与学生在课堂上的共鸣。而现在,教师成了“谋生的职业”。
与崇文不一样的是 ,新学校给了范馨安全感。教室前面贴着一张纸,上面是学生行为规范及相应惩戒方式,依据是《规则》 ,全班学生签了字 。
在《教育惩戒的理解与适用》一书中,伍贤华律师写道:“在实践中有一种倾向,那就是教师打骂学生一旦见诸报端 ,等待该教师的必然是法律与纪律的严惩。而学生一旦打骂老师,则往往难以对该学生采取应有的惩戒措施。”
伍贤华律师从2018年开始为中小学提供法律服务,校园需要“全天候法律保姆 ” 。
2019年 ,长沙市一名小学生在校突发疾病,意外身亡。家长对老师和学校不满,拒绝尸检 ,在校门口烧纸钱,攻击保安。老师同样不满 。在回应社会质疑的文章中,当事老师用“天地良心”描述委屈。
作为该校法律顾问,伍贤华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《如果老师有责任 ,以后谁来当老师?》,达到近30万阅览量。有人回复:“不知什么时候,老师也成了一个弱势群体 。”
后来有校长告诉伍贤华 ,希望他带领一个团队主攻教育,“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,至少有人帮我们发声 ,帮我们撑腰壮胆 ”,对方说。从那时起,伍贤华开始组建专业的教育律师团队。
律师如何介入到依法治校的进程中?伍贤华从法治意识培训入手:“随着人权的勃兴 ,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威权主义,而是一种平视关系 。”学生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需要具备规则意识。
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《道德教育》中提到,惩罚可以机械地训练孩子避免某些行为 ,但并不能诱导出向善的倾向。
此前,伍贤华设计了一款针对在校学生的公益法律产品——律师职业体验(生涯规划)课程,让学生思考校园如何更好地运行在法治轨道上。
长沙市弘益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,去年10月在律所上了一课 。伍贤华除了带领学生参观律所 ,科普律师职业知识外,还让学生开展辩论,辩题为“治理学生欺凌 ,法律手段与教育手段谁更重要?”活动结束后,学校和律所为表现突出的同学颁发“最具律师潜质奖 ”与“律师潜质奖”。
针对学校的培训更加细化:校领导侧重于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治校能力;班主任的课题是如何与家长开展有效沟通;针对任课教师的培训,伍贤华也准备有相应的课件。
无救济则无权利 。只靠培训 ,没有制度保障,师生双方的权利很难得到维护。
在长沙市砂子塘魅力小学,伍贤华团队帮助学校设计并颁布《教育惩戒实施细则》 ,使《惩戒规则》更加细化。同时在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委员会,为学生提供有效维护自身权利的救济渠道 。
“像本案,如果学校作出开除决定 ,郑宇轩和家长不服,可以去学校向学生申诉委员会进行申诉”,伍贤华解释。
学生申诉委员会作为独立的调查机构,做出的决定需要加盖公章。家长和孩子有权不服 ,可以向学校的主管教育部门申请复核 。教育局做出复核决定后,家长不服的情况下,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。
制度并不总是有效。
“我得很遗憾地说 ,尽管成立了四五十家学生申诉委员会,但到目前为止,这个流程一直没有被激活 。 ”伍贤华说。
有家长不服。校方请伍贤华给对方做工作 ,“还是别让他去投诉了,如果把教育局告上法院不好”,最终这件事停留在校内解决。“从这个层面来讲 ,学校申诉委员会只等同于原子弹”,很重要但从未激活,伍贤华解释 ,“很多教育主管部门连申请复核的机构都没有成立 。 ”
实际上,老师们也并没有做好面对冲突的准备。
范馨没想到被学生打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虽然学生成绩不好,但“还是可爱的”,她不会用“最坏的心思”想学生 。石舒岚也是一样。大学期间 ,她不是没有想过这些,但在大学课堂上,“还没有亲身经历过 ,大家不太能讨论出来什么东西”,她说。
学者李广在其《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:成就 、挑战与愿景》一文中指出,当前我国师范生课程存在空间场域单一 ,缺乏具象化学习场景与体验性学习情境的问题,难以让师范生在活动和经验中深刻理解师德的重要性 。
某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(师范)专业的大三学生范子明吐槽,在学校 ,关于处理与学生矛盾的课程只开设有《德育与班级管理》,并且课程“非常水,所有矛盾的解决方法都是和家长沟通、和学生沟通、和学校沟通 ”。
“现在的课程确实对现实关注得少 ,需要加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”,胡金木教授说,“但现实中的问题无法在课堂上穷尽,同样需要我们学生个体面对丰富的教育事件展开关注 ,关注之后自己查资料思考。”
在胡金木看来,课程与实践间的联系需要学生发挥能动性 。“上了人际交往课,人际关系就一定厉害吗?只是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学习。有时候个人的教育教学(能力)与人际交往的综合素质问题 ,不是学校哪一门课程可以提升的。 ”
胡金木的研究生说,教授上课时提到,希望每个人下课时 ,都能从课堂上带走一些东西 。“我希望学生能带走批评思考的主体性能力,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离开了情感,知识有什么用呢?”胡金木告诉深度训练营。
和崇文不同 ,新学校的面试考核包括进班试讲。这次学校指定了讲解篇目——孟子的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》 。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个语文老师,不太敢回应范馨。但随着课程进度推进,慢慢地开始有人和她互动。试讲结束后 ,校领导点评“上课上得可以” 。
面试只有一次打断。有校领导问范馨怎么看班主任,她回答班主任需要给领导服务 、给家长服务……
新学校校长打断,“班主任不需要给领导服务,都是同事。 ”
“老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,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”,伍贤华律师说,“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。”
崇文高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。离职时范馨去讨薪 ,她告诉校办负责人自己被打,对方很惊讶,随即打电话给董事长 ,“社交了一下 ”,给范馨转了一万元工资,剩余工资分期支付。
“梁主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及时向学校汇报 ,不管老师有没有错 。”伍贤华说,“学校应该给我们老师一个说法,要给老师最大的安慰。”
与此一个困惑在李睿心中生长。
李睿在想:“老师到底应不应该管不听话 ,也不爱学习的孩子? ”教师的职业形象在心中变得模糊 。这个女孩原本想成为教师,范馨离开之后,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
“我感觉老师已经变味了,不再是单纯地教书育人 ,还得去管其他事情”,她说,“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事情”。
去年教师节 ,学生送给范馨一盆花,有四朵粉色的,可爱的大花朵冒出来。范馨把这盆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。
暑假期间范老师鼓励一个孩子字可以写得更好。那之后 ,男孩买了一本字帖,每天坚持练字,他也给范老师写了一封挽留信。黑色小字歪七扭八地躺在红底信纸上:“给予”的“予 ”写错了 ,划掉;写“当时”,漏掉“时”字;还有两处修正带的痕迹白得显眼 。
“(我的字)是不是比那会要行一些了?说真的,我还挺不舍的 ” ,信上的字努力变得整齐。
后来那盆粉色的花枯了。
学生送给范老师的花
(未成年人均为化名;应受访者要求,除胡金木、伍贤华、彭小同外均为化名;独立教师漠寒 、覃伊蕊对本文亦有贡献)